1962年9月，当时担任空二军政委的李赤然接到了新的调令，被任命为沈阳空军政委。这次任命本已基本确定，沈阳空军也热情欢迎他的到来。然而，不久之后，在东交民巷召开的空军全委会上，时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与政委余立金提出，希望李赤然转到南京军区空军任政委。
当时，余立金已经接到组织通知，调任空军副政委，刘亚楼也注意到这一变动，但在正式下达调令前，他特意找李赤然商量意见。李赤然依然坚定地摇头回应：“我坚决服从组织分配。”
李赤然在空军系统工作多年，尤其在担任空二军政委期间深得人心。他卸任时，还专门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，布置来年的工作计划，许多空二军的官兵都非常不舍得他离开。尽管如此，组织的决定已然下达，李赤然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熟悉的部队，踏上前往新岗位的征程。临行前，他特意到沈阳空军，向政委黄立清详细说明情况。沈阳空军方面也对上级临时调整决定表示不解。
更为意外的是，李赤然抵达南京空军后，职位并非最初预定的空军政委，而是先担任副政委一职。途经北京时，空军政委吴法宪专门邀请他共进晚餐，并就此事做了详细解释：空军全委会原定同意他去南空，但沈阳空军多次表达希望他留下，而南京军区空军方面则坚持理由更充分——一是南京空军驻守沪宁杭三角地带，常年备战，防范蒋介石可能的袭扰，上海等重要城市的安全直接关系到全国经济建设，因此必须派遣有力干部加强该区域防务；二是南京空军社会环境复杂，需要既艰苦朴素又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干部。因此，组织决定让李赤然去南京空军。
展开剩余88%由于余立金调任军委空军副政委的命令尚未正式批准，李赤然先行担任副政委兼副书记，作为过渡。对于组织的安排，李赤然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：“我服从组织分配。”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人民解放军空军从零开始建设，条件异常艰苦。李赤然曾感慨：“我们的工作还很多，这不过是长征第一步。”为适应新形势，中央军委决定在陆军基础上成立空军、海军、装甲兵、防空兵等多种兵种。
1952年8月，时任第四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李赤然，接到西北军区司令员张宗逊的电话：“马上到军区报到。”他抵达后，才得知组织的最新决定：防空部队是我军新成立的重要兵种，需要大量干部，中央决定将第四军军部调归军委防空军司令部。第四军作为一支老红军部队，战斗力强，组织纪律严密，因此他被派往北京防空军司令部，接受具体任务。
这次调令对李赤然来说十分突然。原本，他预计调往军委三部任政治部主任。但根据西北地区的战略需求，除了第一军，其余军队纷纷撤销或重组，第四军也面临改编。
第四军军长张达志调任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，政委郭炳坤原计划任城防高炮学校政委，但后来被留下任干部部部长。李赤然接到调往三部的命令后不久，组织又改变决定，让他继续留在第四军。
后来李赤然了解到，这是防空军司令员周士第的建议。防空军自1950年成立，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锤炼，逐渐由单一的城防高炮部队发展为包括探照灯、雷达和通信等多兵种的合成军种。随着部队的快速发展，急需有经验的干部，李赤然正是周士第看重的领导人才。
接到命令的第二天，李赤然便赴北京防空军报到。周士第热情接待他说：“防空军需要大量优秀干部，你一定会有大用武之地。”李赤然面对突如其来的调令，虽然准备时间短暂，但仍然坦然接受。
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四军军部为基础，组建高射炮兵学校，任命李赤然为政委。李赤然迅速返回兰州，向第四军官兵宣布新安排并开展政治动员。那时，第四军下属各师已基本完成改编，仅剩军部直属人员，大家对未来的去留充满焦虑，且流传军衔制即将实施的消息，更加动摇军心。
关键时刻，李赤然深入基层，开展思想教育，稳定了部队情绪。在前往上海的调动前，第四军完成了各项交接任务，西北军区后勤部对其财产清点准确无误，给予了高度表彰。
李赤然在高射炮兵学校工作两年多，工作有条不紊，教育和训练逐步规范。1954年12月，为适应防空部队发展的需求，中央军委调他出任正在筹建的高级防空学校政委。
在高级防空学校工作五年间，经历了“空防合并”的历史进程。空军与防空军的合并并非简单的相加，而是要实现实力的倍增。李赤然虽有自己的见解，但积极配合，努力推动学校教育和训练工作适应新的要求。刘亚楼视察学校时，对他的成绩大加赞赏。
1959年1月，刘亚楼与李赤然谈话，提议他调回空军部队工作，认为这对他个人发展极为有利。李赤然表示赞同，并主动建议到一线空军师部实际锻炼。刘亚楼高度评价他“不为名利”的态度，但强调具体安排需由空军党委决定。
同年11月，经过刘亚楼推荐，毛泽东主席批准李赤然出任空二军政委。虽然李赤然未曾驾驶战机翱翔蓝天，但他主抓部队政治思想建设，推动地面与空中密切配合，保障飞行员后勤需求，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那个特殊时期，李赤然也受到一定冲击，对异常现象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。他在部队中声望极高，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令别有用心者无计可施。
1969年国庆节前夕，南京军区组团赴北京拜见毛主席，李赤然作为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，入选代表团领导小组五人之一。北京期间，他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，负责天安门城楼的安全护卫。毛主席关切询问他的近况，他淡然回答：“很好。”
然而，彼时李赤然的正常工作已受到影响，他坚决抵制不合理现象。1969年12月1日，他接到免职命令。
不久后，战争年代遗留的腿疾复发，李赤然住进医院。不到一个月，空军政委吴法宪专程派人前往南京探望，并告知：“你可以回空军任职，若不愿意，也可到陆军大军区工作。”李赤然心知肚明，坚决拒绝。
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任学耀问他下一步打算，他坦言：“继续治病。”李赤然拒绝留在北京空军总医院，提出回瓦窑堡，但未获批准，最终被安排到西安治疗。
1970年5月，陕西省革委会主任李瑞山发函欢迎李赤然回陕西，并承诺安排住房。10月，李赤然搬入西安，每月领取30元生活费。
离开岗位后，李赤然的生活颇为坎坷。他住在建国路雍村的住所，原为省委书记霍士廉的旧宅，年久失修，随时可能倒塌。1971年春节，李瑞山专程探望，得知情况后，省革委会决定为他换房，搬至青年路杨虎城公馆。李赤然却婉言拒绝了换房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那个艰难岁月中，李瑞山等人为李赤然提供了不少帮助。省里为他配备了电话和一辆伏尔加轿车，使他得以多次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瓦窑堡。
李赤然在战争中曾两度负伤，一次是头部重伤，另一次是右腿胫骨被子弹击穿。建国后，因医疗条件有限，右腿时常复发，且患有胃窦炎、糖尿病和心脏病等慢性疾病。
但李赤然意志坚强，渴望重返工作岗位。在西安期间，他坚持锻炼，身体状况明显改善，尤其是右腿伤残，一开始只能拄拐跛行，后来能每日步行6000步。
在老战友的帮助下，李赤然生活逐渐稳定，同时关心其他战友生活。六七十年代，刘志丹夫人同桂荣生活困难，李赤然主动给予物资帮助和探访。
老友舒同1973年被免职后，生活窘迫，李赤然写信给省革委反映情况，促使舒同生活得到改善。他还为许多陕北苏区老红军写证明，帮助上访者。尽管自己生活不易，李赤然总尽力帮助他人。
在回忆录中，李赤然写道：“作为共产党员，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，都应展现共产党员的本色……我仍准备锻炼身体，有机会再为人民工作几年。”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曾加诸于李赤然身上的不实指控被推翻。1981年8月，他接到兰州军区空军通知，搬离住了八年的雍村，入驻兰州空军干休所，并正式离休。
当时分配给他的住房不足标准，不仅面积只有180平方米，远低于规定的240平方米，而且靠近马路，环境嘈杂，房屋破旧。直到1992年，才补充了70平方米并进行了维修，但修缮标准仍低于军区规定。
李赤然对此从未向上级反映，只在回忆录中提及，希望通过此举提醒有关部门关注老同志的待遇与尊重。
他从未看重个人待遇，曾写道：“我自入党起，生命交给革命，从不追名逐利。按资历，我本可争取中将、上将军衔，但我信仰共产主义，重视人生实践，这是一辈子的坚持。”
李赤然的革命经历显示，他虽历经多职，却职务多次未升反降，这并非能力不足，而是他始终坚定服从组织安排。
他1927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，1929年入党，1934年加入陕北红军，1936年升任红27军政委。抗战期间，主要在后方任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委员等职务。解放战争末期，任第四军十二师政委和兰州警备司令部政委。
参加革命二十多年，李赤然始终坚守岗位，职位稳健发展。1955年军衔评定时，按战功本可评中将，但响应中央号召放弃更高军衔，最终获少将军衔。
虽获得的三枚勋章中，八一勋章为一级，代表土地革命时期的师以上干部；解放勋章却为二级，代表解放战争师以上干部，李赤然并不在意细节。
1988年7月28日，李赤然获颁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，肯定了其革命贡献。
晚年生活虽安逸，但他常怀念牺牲的战友，曾言：“我从不敢有丝毫自满，唯有不断奋发努力，方能安慰英灵于九泉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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